如果说社会制度的演进需要阶段、需要过程、需要耐心的话，那么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留守儿童的问题，怎样对他们进行救济，怎样对他们加以保护，却是完全可以马上着手去做的。

　　儿童之死，社会之殇

　　3个儿童溺死了。6月26日13时许，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文青村，3个同胞兄妹在村口池塘旁边玩耍时溺水身亡。最大的10岁，最小的5岁。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你会以为他们是睡着了。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了，只留下70多岁的奶奶看护。如今奶奶快要哭晕了，“仨孩子都没了，都不敢告诉他们父母，只能先骗说有一个孩子溺亡”。

　　这是一个沉重得让人不忍卒读的悲剧。可是每年夏天，这样的悲剧都要在我们的面前重演几次。去年，也是在江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，五个孩子瞬间就殒命于村后的一口水塘中。当时村里甚至都找不到年轻男子去救援。留守的儿童，留守的老人，这些小山村里面，留守的有时候是孤独，有时候是悲伤。

　　我们可以把矛头对准监护人，质问父母为什么没尽到责任。可这样的质问其实是苍白无力的。毕竟像南京饿死女童那样吸毒完全不管孩子的父母是个例，是极少数。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选择外出打工，无非也是为了多赚点钱，可以给孩子们多买点玩具，多买几件衣服，能帮他们交上学费。没有人愿意骨肉分离，可是在他们打工的城市，并没有足够的位置能放下他们孩子的书桌。当他们出卖劳动，洒下汗水，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坚实后盾，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，谁会注意到，他们的背后，是颤颤巍巍的老人和远离父母的儿童。

　　3个孩子一下子就没了，我们可以想象到父母的悲痛。这样的悲痛，我们与共。无论谁看到那张照片，都会被深深地刺痛。这样的痛，愈合起来需要久远的时间；可如何防止惨剧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，却是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门及时、深刻反思的。假如户籍的门槛能够放开，打工者能享受到同城待遇，他们的孩子还需要留守吗？一些类似的惨剧是不是就可以少一些？昨天的一则新闻是小城市落户限制将全面放开，惟愿这样的改革步伐快些再快些。

　　如果说社会制度的演进需要阶段、需要过程、需要耐心的话，那么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留守儿童的问题，怎样对他们进行救济，怎样对他们加以保护，却是完全可以马上着手去做的。比如，在山村里建一所儿童乐园，让留守儿童们有一个可以嬉戏、游玩的固定空间，而不至于到处晃荡；比如，在水库、池塘等一些危险系数较高的地方设立警示牌、防护网甚至雇人看守；比如，给留守儿童开展安全意识、自我保护的教育等等，这些，当然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，可是，这些投入是不能吝惜不能节省的。

　　儿童溺死，首先是家庭的悲剧，可这样的悲剧屡屡发生，就是整个社会之殇。是所有成年人对儿童的亏欠。

(原标题：儿童之死，社会之殇)